特約撰稿 劉中民
伴隨阿富汗塔利班以無法預料的摧枯拉朽之勢占領喀布爾，阿富汗局勢的發展并未因塔利班的速戰速決而變得明朗。阿富汗形勢也一如既往地考驗著世界的智慧，因為她再次把一系列難以解釋和判斷的謎團拋給了世界。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外國的倉皇敗退、阿富汗政府和軍隊潰不成軍、塔利班多重面孔的重重迷霧、國際輿論對塔利班認知的觀念分裂，都使得21世紀的世界政治充滿了魔幻色彩。
在此過程中，筆者作為長期從事中東研究尤其是伊斯蘭問題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者，在和媒體頻繁互動的過程中，不僅在如何解釋塔利班問題上不斷遭逢“知識赤字”的挑戰，也遭遇了如何評價塔利班及其對國際體系影響的政治倫理困惑。
所以作者在這里主要從伊斯蘭政治思潮的角度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討論，但并不把這些思考作為一種成熟的定論。希望這種討論有助于認識塔利班的復雜性及其未來走向。
塔利班卷土重來、二次入主喀布爾，一方面重申“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國家定位，一方面不斷展現包容、溫和的形象改變。這些到底是塔利班“新瓶裝舊酒”的權宜之計，還是會發生脫胎換骨的改變？現行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世俗化的國際體系又該如何接納“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這種特殊國家？這是否西方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世俗化的民族國家體系已經被撕開了缺口？這是本文關注的主要問題。
當代的伊斯蘭政治思潮基本可以劃分為伊斯蘭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教派主義，這里主要結合這些思潮對塔利班進行認識和討論。
塔利班的伊斯蘭主義本色很難改變
伊斯蘭主義是塔利班意識形態的底色，塔利班的溫和化不會超出堅持伊斯蘭主義立場的底線，阿富汗國家建設的定位也取決于此。
就以往學界形成的共識而言，塔利班首先是伊斯蘭主義（Islamism）組織，西方也稱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其基本宗旨是反對西方化、反對世俗化，主張返回伊斯蘭教的原初教旨、變革現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現存的世俗政權，建立由宗教領袖或教法學者統治的、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伊斯蘭國家和秩序。在政治上主張建立體現“真主意志”的伊斯蘭國家；在經濟上主張實行社會公正、平等和正義，反對西方的經濟制度；在法律上主張以伊斯蘭教法替代受西方影響制定的世俗法律體系；在文化上反對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倫理規范和價值觀念。
在1996—2001年塔利班統治時期，阿富汗全面推行所謂的“伊斯蘭化政策”，在宗教上嚴格遵循一神論，反對多神論和偶像崇拜；在政治建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政體。在社會文化領域，塔利班宣布取消各種文化和娛樂活動；男子必須留胡子，婦女出門要戴面紗、穿大袍；婦女不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更被取消參加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權利。在法律領域，塔利班以嚴刑峻法處置違反伊斯蘭教法者。在宗教生活中，塔利班極力貫徹一整套刻板的清規戒律，強調遵循宗教教條，反對一切形式的科學技術及世俗文化和教育。塔利班這些政策的基礎都是伊斯蘭主義，只不過她在堅持這些主張和政策方面，比穆斯林兄弟會等傳統伊斯蘭主義組織更保守、極端，進而走向了下文要討論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伊斯蘭主義是塔利班的基本底色，她不會在這一意識形態定位上后退和妥協，這是她把國家名稱定位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原因所在。在其最近的政策宣示中，塔利班多次強調要實行伊斯蘭統治、不會采納西方民主、強調在伊斯蘭教法框架內賦予婦女權利，都是對伊斯蘭主義這一核心意識形態的堅持。
塔利班可能轉向溫和化，也面臨嚴峻挑戰
“伊斯蘭極端主義”是一個存在爭議的概念，同時又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概念。“伊斯蘭極端主義”爭議性在于她往往被視為含有歧視傾向的意識形態術語，容易引起誤解尤其是穆斯林的不滿。盡管伊斯蘭極端主義絕非伊斯蘭教的極端主義，但她確實又與伊斯蘭教存在著曲折的關聯性，即伊斯蘭極端主義是扭曲和濫用伊斯蘭教的一種宗教極端主義。因此，除了使用“伊斯蘭極端主義”這一并不合適的術語外，又實在沒有其他更合適的術語。需要說明的是，使用“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概念，絕沒有對伊斯蘭教、伊斯蘭文明以及穆斯林群體的任何偏見。
伊斯蘭主義有溫和派與極端派之分，盡管兩者的共同目標都是重建伊斯蘭教法統治下的伊斯蘭國家、伊斯蘭社會與伊斯蘭秩序。但二者的區別在于在實現路徑不同，溫和派主張采取合法斗爭的和平方式，極端派主張采取合法斗爭與暴力斗爭相結合的方式，甚至滑向恐怖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是當代伊斯蘭主義中持激進或極端主張的思想觀點、政治與社會主張的總稱，背離宗教的和平本質，以宗教名義進行暴力恐怖活動，構成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本質特征。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的聯系也在于此，即通過扭曲伊斯蘭教教義以及伊斯蘭政治思潮為恐怖主義提供意識形態支持和社會動員手段。
伊斯蘭極端主義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征_
首先，明顯的政治性。伊斯蘭極端主義絕不是宗教，她在本質上具有反宗教的特征，完全背離伊斯蘭教的和平與中正精神，因此她是打著伊斯蘭教旗號的極端政治思想、政治組織和實踐運動。
其次，強烈的排他性和暴力性。宗教極端主義的排他性是絕對的，一切不符合其主張的都絕對地排斥，并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摧毀或消滅。伊斯蘭極端主義不僅排斥所謂非伊斯蘭的文化、社會制度，而且對不同意其極端主張的穆斯林也視為“叛教者”加以無情殺戮，這種非此即彼、排斥異己的思想和做法完全背離了伊斯蘭教的“中道精神”。
最后，極強的欺騙性。伊斯蘭極端主義為進行社會動員，爭取宗教信眾支持，往往以凈化信仰、正本清源和復興伊斯蘭教為名進行欺騙性宣傳，使不明是非的宗教群眾成為其實現政治目的工具和犧牲品。
塔利班在1996—2001年的政策實踐，基本上在堅持伊斯蘭主義的基礎上走向了伊斯蘭極端主義，尤其是塔利班采取的炸毀巴米揚大佛、頻繁發動暴力恐怖襲擊、施行殘酷的伊斯蘭刑罰、袒護“基地”組織并與其合流等做法。
當前，塔利班的溫和化主要是改變過去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即有可能放棄過去的一些極端做法，但也面臨如何在內部統一共識，彌合強硬派和溫和派分歧的挑戰。在外部，塔利班則面臨與極端組織切割（巴基斯坦塔利班組織、“基地”組織），遏制極端組織挑釁和擴張（如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挑戰。
當前有關阿富汗塔利班的輿論呈現分裂態勢，一種認為塔利班正在發生變化，朝著溫和化方向改變，已經不再是20年前的塔利班；另外一種認為塔利班在本質上很難改變，當前他們所做的承諾更多是一種策略上的選擇。這種輿論恰恰反映了當前塔利班所面臨的困境_她在本質上是否發生了改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改變。
最近，新聞報道也反映了塔利班內部存在分歧，一方面主流的塔利班不斷強調溫和、包容、寬恕、赦免等政治話語和政策主張；另一方面，塔利班侵害婦女權利、清算前政權官員、用殘忍手段殺害世俗化人士等報道仍時有出現，這不僅反映了其內部強硬派和溫和派的分歧，也反映了塔利班如何在維護既有伊斯蘭主義底色和去除極端主義之間進行平衡的困境。
塔利班很難摒棄教派主義
泛伊斯蘭主義產生于近代，其核心主張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屬于一個“穆斯林共同體”_烏瑪，號召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來，擁戴一位共同的哈里發，建立一個超國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蘭國家。
在近代，以重建“烏瑪”為目標的泛伊斯蘭主義構成了穆斯林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思想武器，并號召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行“圣戰”。當代的泛伊斯蘭主義已基本上放棄重建哈里發制度的目標，而主要致力于加強伊斯蘭國家聯合。從伊斯蘭文明歷史演進角度看，重建“烏瑪”的實踐是一個逐步弱化的過程，尤其是近代以來奧斯曼帝國瓦解和哈里發制度廢除后，經民族解放運動和非殖民化進程建立的穆斯林民族國家，已經成為世界民族國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包括泛伊斯蘭主義在內的各種伊斯蘭思潮均把重建烏瑪作為其政治理想。但是，殘酷的現實是，以宗教政治共同體取代現行的民族國家已不具現實可能性，伊斯蘭世界已分化為57個國家（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一個阿拉伯民族建立了22個民族國家的現實，伊斯蘭世界內部復雜的教派矛盾和領土邊界矛盾，也決定了重建伊斯蘭烏瑪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
更加復雜的現實是，重建“烏瑪”往往是某些伊斯蘭國家或伊斯蘭勢力，為給自身利益訴求賦予宗教合法性而加以濫用的工具性口號。伊斯蘭極端主義尤其是“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都強調重建“烏瑪”，但重建“烏瑪”只是極端組織確立自身宗教合法性和進行政治動員的旗號，她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重建“烏瑪”這一烏托邦式的幻想吸引穆斯林加入極端組織，她關心的并非穆斯林共同體的重建。
泛伊斯蘭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目標，在許多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極端組織那里表現為重建“哈里發國家”，但在思想認識和重視程度上卻存在明顯差異。例如，穆斯林兄弟會認為建立“哈里發國家”是一個長期目標而非近期目標，因此她在實踐方面對重建哈里發國家的態度“相對淡漠”。本·拉登把“基地”組織的恐怖活動視為建立“哈里發國家”的前奏，但他同時卻悲觀地認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無法看到這個國家。
而“伊斯蘭國”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追求實現建立“哈里發國家”的目標，并強調立即付諸實施?！耙了固m國”的三代領導人都把建立“哈里發國家”作為其最高目標?！耙了固m國”的創始人多次宣稱建立哈里發國家是“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戰略目標。即使在2006年前后“伊拉克伊斯蘭國”（“伊斯蘭國”的前身）發展嚴重受挫的情況下，她依然毫不動搖地堅持其“建國”目標。因此，在追求“建國”方面，“伊斯蘭國”的堅定性遠遠超過了包括“基地”組織在內的其他極端組織。
當前，阿富汗塔利班稱自己的國家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這個名稱有明顯的宗教定位，但這不是伊斯蘭歷史上的哈里發國家。在伊斯蘭傳統中，酋長國等于是統一的伊斯蘭哈里發國家的地方政權。就目前而言，塔利班對“伊斯蘭酋長國”的性質主要是基于前述伊斯蘭主義的定位，即實行伊斯蘭教法統治。但對于“伊斯蘭酋長國”與“哈里發國家”或“穆斯林共同體”（烏瑪）的關系，塔利班并無清楚的認識。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在于塔利班領導層的宗教層階（多為較低的毛拉），加之受到普什圖地方部落文化的影響，塔利班對伊斯蘭共同體的事業并無多少關心。
從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塔利班對什葉派的排斥來看，塔利班的思想和行為還涉及教派主義。教派主義泛指宗教和教派認同被政治化的過程，中東政治中的教派主義在于許多政治行為體（國家、非國家行為體）基于教派關系進行戰略決策，通過塑造教派認同、強化教派矛盾、制造教派沖突實現政治利益。
“基地”組織一直提倡所謂的“泛伊斯蘭”團結，強調其圣戰的對象是“叛教者”、腐敗變質的阿拉伯政權以及外國及其盟友。本·拉登一直強調穆斯林應當共同行動，避免教派內部的互相殘殺，打擊共同的西方敵人。但“伊斯蘭國”特別強調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對立，主張其首要攻擊目標是作為“叛教者”的什葉派穆斯林。在“伊斯蘭國”的奠基者扎卡維看來，什葉派對遜尼派的仇恨無法消除，唯一的解決辦法是通過戰斗贏得對什葉派的勝利。扎卡維的反什葉派思想構成了“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被其繼任者所繼承。
總之，對待什葉派態度和行動策略的不同，構成了“基地”組織與“伊斯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分歧。對待什葉派的極端態度和激進立場，煽動教派矛盾和教派沖突，構成“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典型特征。在當今中東教派沖突加劇的背景下，“伊斯蘭國”刻意強調教派對立和教派仇恨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她利用教派沖突爭取遜尼派支持，進而擴大其社會基礎的機會主義圖謀，另一方面也對惡化教派關系、加劇教派沖突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就塔利班而言，塔利班對阿富汗國內的教派政策應該介于“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之間。在教派問題上，塔利班對以哈扎拉族為主體的什葉派，過去曾有過極端排斥和濫施暴力的做法，但塔利班對在宗教禮儀方面相對自由的蘇菲派并不過分反對。
從塔利班未來轉型的角度看，為了擴大民意基礎，尤其是爭取信奉什葉派的哈扎拉族的支持，有利于其塑造謀求教派和民族和解的溫和形象，所以塔利班有望在對待什葉派的問題上轉向溫和。但是，在阿富汗活動的“伊斯蘭國”不斷制造針對什葉派的暴力恐怖襲擊，既有通過制造教派沖突進行政治擴張的訴求，也不利于阿富汗的教派、民族和解。這顯然也是塔利班必須面對的難題。
塔利班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面臨的挑戰
綜合前文所述，從伊斯蘭政治思潮的角度看，塔利班將繼續堅持其伊斯蘭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底色；棄絕伊斯蘭極端主義，在此基礎上實現溫和化，可能是塔利班在主客觀因素推動下的選擇，但仍面臨內外壓力和挑戰；對于泛伊斯蘭主義而言，塔利班沒有什么抱負，她作為“伊斯蘭酋長國”這一地方性伊斯蘭政權，并無建立“哈里發國家”的政治宏愿；在教派主義方面，塔利班有望軟化教派主義，但也面對“伊斯蘭國”的挑戰和內部分歧。
伊斯蘭主義的核心思想是重建“伊斯蘭國家”，其基本內涵是反對以國家主權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主張重建政教合一、貫徹伊斯蘭教法、體現“真主主權”的國家。在現行聯合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下，國際體系和主權國家的世俗化、民族化是近代以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基本特征。但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就對現行國際體系發起了挑戰，而塔利班建立的“伊斯蘭酋長國”再次凸顯了伊斯蘭主義國家觀及其實踐對國際體系的沖擊，“伊斯蘭酋長國”的內部國家身份是伊斯蘭主義主張的“伊斯蘭國家”，而其外在國家身份在聯合國框架內即民族國家體系內如何確定，并不是可有可無的文字游戲，這在當前的困惑便是國際社會如何承認塔利班，以及在塔利班改造到何種制度狀況才具備聯合國成員國的國際身份。這在本質上是西方建構的民族國家為單元的國際體系與伊斯蘭體系之間張力的表現。內部伊斯蘭國家與外部“民族國家”的雙重身份能否實現對接既是塔利班的問題，也是國際社會的問題。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責任編輯_朱鄭勇
校對_張艷
